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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與政治
 

第一章

Q新制度主義的論述方式,跟一般系統論之間的差別在那堙H

A:制度論係以國家或政府的正式權力體制為探討對象,新制度論則加進動態層面的討論,例如新增政治文化 公共選擇 投票行為等實證途徑的研究方法.一般系統論基本論是種研究途徑,側重研究對象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投入 轉換 產出 回饋 ),新制度論或許可看成是運用一般系統論,來研究國家或政府權力運作的論證主張。(賴維堯老師答,97.3.18)

Q課本第9頁中程理論之意義為何

A:「中程理論」是由社會學家R. Merton所提出,係指與某一特定經驗現象較為貼近的理論,抽象程度不必太高,也較容易加以驗證,能夠適用來解釋特定的社會現象,例如家庭與婚姻、社會化與角色等。
與「中程理論」相對的,也就是課本第9頁同一段中所謂的「大理論」(grand theory),又叫做「鉅型理論」。「大理論」涵蓋的範圍較廣,通常其抽象層次也較高、並且是一種有系統的概念體系,處理的問題包羅萬象,遠超過個別的主題而自成一個自足的論述。
(劉秋苓老師
,99.2.27)

Q為何新制度主義可以被稱為一種『中程理論』呢?
它跟過去制度(較為靜態僵硬)研究比較下較重視政治制度、政治結構下的動態過程
這樣的不同,為何可以被視為介於宏觀政治理論與微觀政治理論的中程理論呢?

A: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出現,使得研究者從傳統單向權力行使和精英衝突的研究取向,轉而關注影響精英與群眾行為的制度性網絡。而90年代賽倫(Kathleen Thelen)與史坦莫(Sven Steinmo)提出「歷史制度論」,以「中程理論」的層次,將研究的重點置於規範、過程與時序(time and sequence),並強調行為者計算能力的重要性,透過理性的觀點,結合行動者的利益與結構,以期在特定的情境下,觀察適切的反應,使得新制度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日廣。
一般而言,制度主義者多著眼於整體的國家與社會制度,形塑政治行為者對利益的界定,並建構與其他團體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但是歷史制度論強調「結構主義」內含於政治制度當中,不再視國家為利益競爭下的中立經紀人(neutral broker),它所關注的是國家制度使特定團體或利益更容易接近決策過程的問題。因此,在制度的運作與發展所具有「權力不對稱」(asymmetries of power)的特性,並且依據權力在現實政治的運作,將注意力集中於兩個焦點(bifocal view):一為政治行為者設定前提(premise)的權力,用以界定行為的規範與準則;二為必要的干預(critical intervention),即精英享有界定合適的組織結構與政策模式的權力。
相較於傳統單線或線性史觀(如現代化理論)的論述,容易導向樂觀的假設,忽略了政治遺產對不同國家的影響。歷史制度論主張政治行為者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但是對於如何達到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為何強調特定目標,則強調「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作為分析的方法。
(劉秋苓老師,99.3.4)

Q課本第五頁到第七頁的「比較政治與政治學的關係」的重點為何?

A:有關課本pp.5-7「比較政治與政治學的關係」的問題分三部分予以說明:
一、「比較政治與政治學的關係」的重點,首先必理解比較政治為政治學的一支,因此,比較政治必須立基於政治學的基礎上,而政治學的演進(傳統主義→行為主義→後行為主義)當然影響著比較政治學的發展。
二、政治學的發展分為三階段:
(一)傳統主義階段:1.以政治哲學掛帥,關切「應然」的問題,而不重視政治的「實然」問題;2.1880年以後,逐漸脫離了道德哲學,開始採用法律研究途徑和比較研究途徑,焦點集中於法律及政治制度,即以各國的政治制度及過程為研究對象,方法上主要仍屬描述性,將重點置於描述政府制度典章問題;3.二十世紀以來,學者重視觀察、調查和測量方法可應用於研究政治現象,從法治研究轉向經驗研究。
(二)行為主義(Behaviorism)階段:行為主義是1940年代以後研究政治學者對研究方法不滿的一種反動,而主張以自然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學,以人們實際政治行為為研究材料,以尋求政治現象之法則。
主張:以政治行為為基本材料,而非結構、制度、意識形態;重視經驗研究;強調價值中立;主張科技整合等。期望借用心理學、統計學等知識與工具為政治學的研究參考,鼓勵政治學者走出圖書館的文書檔案,朝向經驗研究,以彌補傳統研究資料的不足。
(三)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ism)階段:1969年伊士頓以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身份發表「政治學的新革命」一文後,產生了劃時代意義的影響,一般認為1970年代即進入「後行為論」或「後行為主義」的時期。並不排斥科學方法或行為時期的成就,而是補充行為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換言之,後行為主義所修正的,不在於探討問題的研究途徑與方法,而是在研究取向上採取更寬廣的視野。
論點:政治學者應有求價值主張、維護人道和知識份子之責任;政治研究不能只看技術,實質上有意義之問題,即使缺乏可靠技術也應研究探討。
從方法論與研究技術兩觀點探討行為主義與後行為主義的主要差異:
就方法論之觀點而言:
行為主義者,只求瞭解政治的現象及其法則,故常脫離了政治,導致見樹不見林的缺點。後行為主義者強調政治學者應有其政治主張,且應重視現實的政治問題,亦即反對價值中立,而應兼顧「科學」與「政治」。
就研究技術觀點而言:行為主義者強調研究政治問題時所應採取的新觀念、新技術,所以對缺乏充分事實資料的問題就不研究、不作憑空的推斷。後行為主義者並不反對行為主義者所重視的經驗研究,只是其主張對缺乏充分經驗資料的重要政治問題亦應討論、研究之。

瞭解上述比較政治與政治學關係後,可理解在行為主義革命的推波助瀾下,使比較政治脫離主觀的、規範的傳統方法,而進入經驗的、系統化研究的時代。即不能只注重國家的角色,也需使用多種的研究途徑與觀點,如從國家與地區的形態與研究,進行「比較性的思考」,而非著重建構比較政治的理論。
其次,探討比較政治的研究中,重實際在「研究」什麼,,而非陷入泥沼的對各種比較政治學門的研究途徑與方法進行紛亂而無結論的爭辯;國家、區域、全球,與主題研究等素材,皆為獲得比較政治有系統的知識體系。
最後,針對研究類型進行比較政治研究時,需將主題置於客觀且中立的比較觀點中。
(劉秋苓老師,99.3.27)

Q「全球比較」與「主題研究」的內涵?

A:比較政治研究的類型中有關「全球比較」與「主題研究」的內涵是隨著政治學的的演進而發展的。

您可以觀察到研究類型從一國研究、兩國以上研究、地區或地區研究、跨地區的研究,以致於「全球比較」與「主題研究」等六種類型。

因為二戰結束後,比政領域社群為因應「全球體系」的時代所需,在相互依賴的世界裡,不能再將國家當成是獨立分離的單一個體。在全球的架構中開始加強對其他國家的政府及政治進行研究,冀望透過全球性及全面性觀點來探討世界上各種政治體系的政治行為、過程與制度,以瞭解各國政治及其政治運作的概況。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比較僅為啟發性、建議性,與嚐試性的比較。

「主題研究」通常此領域為較資深的學者進行研究分析。藉由重點主題,或國家與地區為焦點,以比較觀點瞭解國家角色的變遷、民主化的過程,或政治社會化等過程。
(劉秋苓老師,99.4.1)

Q5.戰後到1970年代歐美的主流是哪一種觀點?
  (  )1. 依賴理論
  (  )2. 發展主義
  (  )3. 新制度主義
  (  )4. 國家理論

請問為何是發展主義非新制度主義?老師可否幫忙將這四個觀點的主流起迄時期告之。

A:我審酌本課程網頁教材第1講次自我評量這(第5)題的題目及其答案,並參閱教科書序言及第1章內容,指出新制度主義是1970年代開始或以後的主流觀點(簡言之由國家制度與動態行為二大系統組成比較政治的研究主體),故而答案為發展主義無誤.發展主義在此題目之要義,大概係指國家的政治制度如何邁向理想型(例如總統制或內閣制)發展或變遷之意。(賴維堯老師,102.2.26)

第二章

Q第21頁,倒10行,參與政治文化與偏狹、臣屬兩種政治文化的平衡。參與、偏狹、臣屬有三種。請問是三種,還是兩種?

A:關於政治文化的分類,完整說法為三種:公民參與型 臣屬型 偏狹地域型,但就閞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性質和對比而言,臣屬型和偏狹型歸於開發中國家,而且這二種政治文化的性質較為相近,所以再簡化為二種:參與政治文化與偏狹臣屬政治文化.最後,社會科學的知識絕無呆板而不可變通的道理,同學們要學會動動腦筋! (賴維堯老師答,97.3.30)

Q論者主張將政治文化分為三種類型:偏狹型、臣屬型、參與型政治文化,其義為何?另外,台灣社會若卻進階轉成參與型政治文化,老師有何建議?

A:早期有關政治文化的研究多傾向於對各國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之研究,然而有關民族性之研究多仰賴作者主觀的印象,缺乏客觀的資料。
Almond & Verba是首先利用政治文化理論從事跨國性調查研究後,發現一個國家民主制度的順利運作與否,受到該國政治文化的影響。此後政治學界掀起了政治文化研究之熱潮。
政治文化為系統中的成員對於政治的態度和取向的模式,此種態度和取向代表政治系統中成員的一種主觀的心理取向,是政治行動的基礎,並賦予政治行動以意義。而個人取向分為認知取向、感情取向以及評估取向三部份,分別表示個人對政治系統的知識、感覺與評價。民眾對於政治事務的取向又可以分為四個部份,以系統為整體的部份、輸入、輸出、以及個人在政治系統所扮演之角色。
上述的說明有助於理解政治文化的三種類型(參考書本p.21)
偏狹的政治文化:(除課本說明外)即對政治體系的「輸入」及「輸出」沒有感覺。
臣屬的政治文化:(除課本說明外)是一種較為被動的政治文化,在此種政治文化下,人民只知服從,毫無參與的意願,換言之,系統成員對輸出項有高度行動取向,但對輸入過程及個人的角色,無主動「輸入」-參與的意識。
參與性的政治文化:(除課本說明外)即能夠在政治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您提問台灣社會若進階轉成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問題。
事實上,由於文化本身便含有連續性的意味,使得學者對於文化變遷的解釋缺乏說服力,特別是對於快速的文化變遷。如文化學者就無法解釋為何德國在短短的二十年內由臣屬的政治文化轉變為參與的政治文化。
當Almond&Verba的公民文化一書出版之後,曾引起學者對政治文化研究之狂熱,一時之間成為比較政治的顯學。然而在理性抉擇理論興起之後,政治文化頓時被打入冷宮,而其中很大的因素是對於政治文化的定義過於籠統,以及應該包含哪些變數並無共識。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研究並無法預測西德的民主運作是否能成功,或是缺乏公民文化的義大利是否會因此造成民主的崩潰。八o年代以後,大家體認到文化價值之重要性,因此又回到對政治文化的研究。此段時期又正好碰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開始,政治文化在民主化過程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亦成為關注焦點。然而多數民主化學者寧可將政治文化視為背景變數,而強調政治變數或菁英的重要性。
上述說明,或可提供您對於提問的參考。
(劉秋苓老師,99.4.7)
 

Q提到臺灣是屬於單一國,想請教一下老師,臺灣是屬於『雙元制』還是『混合制』呢?
臺灣的地方自治法規定了那些地方權力呢?

A:有關我國地方自治方面的探討是非常有趣的,我們空大公共行政系有開設「地方政府與自治」這門課,下次開課時,歡迎同學們來選修!以下先就同學的問題簡單說明一下:
我國是以「地方制度法」來規範地方自治的權利義務。最新修正頒佈的「地方制度法」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第 21、33、48、55、58 條條文;並增訂第 7-3、24-1∼24-3、40-1、58-1、83-1 條條文。有關地方自治團體及其居民之權利義務、自治事項、自治法規、自治組織、自治財政等事項,規定於該法的第14條至第74條。其中第16、17條規定了直轄市民、縣 (市) 民、鄉 (鎮、市) 民之權利與義務;第18、19、20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鄉 (鎮、市)自治事項,請參考!
所謂「雙元制」、「混合制」,是政治學者Hague對於比較政治學中「單一國」的類型再行細分的分類,以便於歸類或理解。其實,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外國是完全相同的,如何歸類便有點見仁見智,就如同課本第38頁所說的,雙元制的代表是英國,但其地方政府享有部分自治權力不受中央指揮,而「類似聯邦制」。至於我國的情況,有關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亦規定於「地方制度法」的第75條至第83條,請參考嘍!
(劉秋苓老師,99.3.13)

Q:伊斯蘭政體下的馬來西亞其所謂的指導式民主是什麼?與之前政治學唸到的『半民主』有何不同?

A:課本第48頁所舉的例子是說「伊斯蘭政體」是政治上採納「政治的伊斯蘭主義」而建立的「神權政體」,這種類型的政體,有嚴格執行伊斯蘭教法的國家,如伊朗,課本稱之為「基本教義派」,但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埃及等國,又與伊朗的情形不太相同;另一個也是屬於「伊斯蘭政體」的馬來西亞,則又不同於前述的「基本教義派」國家,課本稱其為「政治多元主義」,認為馬來西亞雖然也是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但實行君主立憲聯邦制,1957年頒佈馬來亞憲法,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後繼續沿用,改名為馬來西亞聯邦憲法,憲法規定:最高統治者為國家元首、伊斯蘭教領袖兼武裝部隊統帥,由統治者會議選舉產生,任期5年;最高元首擁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權力,以及任命總理、拒絕解散國會等權力。馬來西亞在政治運作上採取多黨競爭的架構,實施有限度的多元政治,課本上稱之為是一種「指導式民主」。
所謂「指導式民主」,一般是以印尼為其濫觴。1956年,印尼總統蘇加諾(Sukarno)提出埋葬政黨的口號,倡議實行「指導式民主」,即主張由幾個主要政黨組成聯合內閣,並由專業集團代表組成民族委員會作為諮詢機構,同時保留國會。他的政治方案是企圖透過擴大總統的權力,平衡政黨的作用,以集中力量鎮壓地方武裝叛亂,發展經濟。
新加坡「人道對話中心」(Center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地區代表Michael Vatikiotis就認為,數十年來,東南亞對民主政治三心二意,只給人民極其有限的自由和權利,以維護統治精英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當地政府通常以社會團結和政治穩定的名義,實施這些限制;對這種民主的最恰當的描述,是印尼獨立運動領袖蘇加諾創造的名詞-「指導式民主」。他也認為對於東南亞當前這一代領導人來說,這種「限定」民主的好處是,它可以防止削弱上層根深蒂固的裙帶關係;而這些關係有助於維持商業大族所希望的穩定,並通過窒息競爭和限制廣泛的經濟增長,永遠保持少數人的財富。
所謂「半民主制」基本上是指結合民主與威權精神於一體。學者Finer曾用「假性民主或虛偽民主」來形容半民主制,頗為傳神。這主要是因為有的「半民主制」實際上是「民主寡頭」或「一黨獨大」,甚至是「民主傀儡」,不易界分民主與威權之間的界線,但其政府的內在精神,卻可以讓權力的運作同時不違反兩種制度的原則。政治學者們在描述這種現象時,使用了一些名詞來描述「半民主制」,其中就包括了所謂「指導式民主」,另外還有像是「威權民主」、「獨裁民主」、「有限民主」、「監看式民主」或「保護式民主」等說法。不過,要特別提醒同學的是,這些名詞雖然都可以用來指涉「半民主制」,但事實上每一個名詞都各自有其理論及經驗的意涵,應用的背景與程度上仍有一些差異,不應該將這些名詞等量齊觀。(劉秋苓老師
,99.3.13)

Q:一、為何戰後至1970歐美的主流觀點是發展主義呢?
二、有關宗教對政治的影響,西方國家仍然嚴守政教分離是對的呢?

A:一、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曾經指出:1945年到1970年間的世界經濟政策,我們現在稱之為發展主義。發展主義被推薦給那些希望改善其經濟狀況的國家,透過政府的保護主義措施來加速自身的經濟發展,包括鼓勵都市化、發展教育和培養中產階級。1945年至1970年期間,當世界經濟處於擴張期的時候,每個人都還過得不錯,發展主義也得到了容忍。但1970年以後,世界經濟就開始走下坡,在此情況下,發展主義便威脅了強國的經濟地位。於是,全球化就取而代之。新自由主義與過去二十五年來發展主義所倡導的東西恰恰相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不再起主導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它也不再採取保護主義,而是積極消除影響商品流通的障礙,以商品和資金的自由流動為導向;它不再花大氣力興辦教育、改善公共衛生服務,相反地卻不斷縮減稅收和公共服務。 以上,提供參考!

二、政教分離,指的是國家力量和宗教應該互相分離,不直接干涉原則。此外國家力量不援助、助長、壓迫各宗教團體。政教分離是現代政治學的一項原則,源於歐洲擺脫宗教控制的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並成為歐美政治學說主流觀點。歐洲社會的趨勢是向現世主義方向發展,從而宗教與政治不互相干涉。這種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的政教分離原則,主要是因為宗教戰爭的教訓、科學的發展及現世主義的廣泛傳播。至於「對」或「不對」,那必須看用在哪一個國家或社會而定。(劉秋苓老師
,99.3.22)

Q:關於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對聯邦制的影響提到司法審查制度會應時應地及需要適時地反作出歸地方或中央傾向的解釋(P39頁)

A:常言說:「徒法不足以自行」,無論中央與地方的權限被憲法及法律規定得多清楚,仍然有可能無法因應瞬息萬變、與時俱進的環境和社會。但成文憲法注重法形式主義,因此有了司法審查制度,正好可以賦予法律的彈性及解釋空間,來伺應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需求。所以,課本39頁提到美國最高法院有時會傾向中央政府,有時則會傾向支持地方政府。畢竟,法律與制度都是期望為了使人與社會能夠獲得更美好的生活而設的,當這樣的制度(中央與地方權限)在某個時空環境下產生爭議或問題時,當然也應該由人與社會(如:課本舉例之美國的最高法院與大法官)來加以解釋或進行裁斷。至於,這樣的審查(或判斷)是不是「有益」的,自應有所公評,歷史也會有所評價。(劉秋苓老師,99.3.14)  

Q:P64頁,提到瑞士國家的行政體系--委員制時有所謂的『協商民主』
協商民主是否只存在於代表各種利益關係的精英之間?
還是一般人民也有所謂的協商民主呢?它跟公民投票之間有什麼關係?
另外,在國內有許多人鼓吹『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概念,請問這個概念的內涵為何?其與公民投票的關聯又如何?

A:「協商民主」與「審議式民主」的英文原文都是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根據學者廖俊松的研究,Deliberative Democracy翻譯名稱部分,在台灣大致有:審議民主、商議式民主、深思熟慮民主、或是審慎思辯式民主等稱謂;其中以「審議民主」最為常見與通用。在大陸部分,相關翻譯則有協商民主、審議性民主以及商議性民主,其中以「協商民主」最為廣用。從而觀之,台灣與大陸在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翻譯名稱使用部分,台灣著重「審議民主」;大陸則是「協商民主」。

根據林國明、陳東升教授的研究指出,當前的民主理論,對民主的理解正逐漸地轉向於「審議民主」。所謂審議民主,指的是: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的公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而這集體決定,是抱持理性與無私態度的參與者,經由論理的方式來形成。由此定義可知,審議民主,強調公民是民主體制的參與主體,應該積極促進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公民的政治參與,不應該僅侷限於投票,或者是陳情、請願與社會運動;參與者應該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對公共政策進行公開的討論,並以說理的方式提出可行的方案或是意見。在向審議民主轉向的政治思潮中,「投票中心」的民主理論,正逐漸地被「討論中心」的民主理論所取代。「投票中心」的民主理論所理解的民主,是固定不移的偏好與利益,透過投票的機制相互競爭;相較之下,審議民主所關注的,則是投票之前,意見形成的溝通過程,「審議民主的理論家,他們的關心所在,是審議如何型塑偏好、緩和自利傾向、調解差異,產生合理的意見與政策,並可能導致共識的形成。」她進一步指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民主化所關心的,是擴大選舉,讓每個人都有投票的權利;今天,民主化所關心的,則是如何擴大公共領域,讓每個人都能發聲表達意見。「發聲(voice),而非選票,是新的賦權的管道。」。審議民主是一套有關民主政治的理念與原則,公民投票則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制度實務(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democracy)。審議民主的理念,與公民投票這種制度實務,在規範層次有相通之處;兩者都試圖彌補代議民主的缺陷。公民投票作為「直接民主」的實踐,呼應審議民主所強調的,公民是民主體制的參與主體;但公民投票在制度實務上偏向於「個別偏好的總和以產生多數決」,這種投票中心或者總合式的民主,則是審議民主所質疑的。公民投票的兩大價值:強化正當性和參與感,必須倚賴公共討論為基石;另一方面,公共討論則能夠協助公民們根據適當、充分的資訊來選擇政策方案,並降低公民投票形成多數暴力、激化政治衝突的可能性。倡議公民投票的理由,經常宣稱這種直接民主的實踐可以強化正當性和參與感,但缺乏公共討論的公民投票,只是將個別公民的政策偏好匯集成多數決,這種總和式的民主模型,未必能夠產生提昇民主正當性、充分發展公民德行的結果,唯有建構公共討論的過程,正當性與公民參與的強化,方為可期。另外,不少人擔心:民眾無法瞭解公投議題,以及,公民投票可能造成多數暴力,激化社會矛盾與政治衝突。然若有理想的公共討論,具有理性與公益取向的特質,使公民們能夠聆聽他人意見,進行相互瞭解的溝通,並提供較為充分的訊息以判斷政策的後果,轉化個人原先的立場和政策偏好,如果公民投票能夠建構公共討論的過程,上述的特質與效果將能降低公民投票所可能產生的降低決策品質、傷害少數權利和極化社會衝突的後果。今天,公民投票在台灣,被當作「深化民主」的關鍵途徑,我們,則希望以審議民主來深化公民投票的制度實踐。

另外也有針對「協商民主」及「審議民主」分別提出討論的。根據學者鍾寶慧的研究,「協商民主」是美國著名的比較政治學學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所提出的,其要義在強調多元價值之間的統合協商,而非多數決定一切與價值的競爭。李帕特曾在著作中將當代民主分為兩大類型:「多數決民主」及「協商式民主」,並分從「行政-政黨」、「單一制-聯邦制」兩大面向比較兩個類型,包括:單一或多數政黨籌組政府、行政立法關係、兩黨制或多黨制、多數決或比例代表制、社會利益團體採多元競爭或統合主義、單一中央集權政府或聯邦分權政府、單一國會獨享立法權或兩個分權的國會…等。基本上,此架構並無法涵括所有國家的政治體制,有時甚至無法將一國全然歸於某一類之中,但仍可以大致將一國的政治運作予以歸類,如我國目前便屬於「多數決」民主。然而,為防止競爭、多數決運作下引發我國社會的分歧與對立,進而影響政治穩定與發展,宜以協商民主作為我國努力的方向。儘管從理論上來看,協商民主的成功有其特殊條件,例如人口不宜過多,次級團體最好各居一處、存有共同效忠感…等,此外,在我國當前制度的限制下,協商民主的實踐恐有其困難性。但是,協商民主的精神原本便以不同型式在各國實踐著,因此,未來我國或可從比例代表制度更廣泛的運用、權力的分享、協商機制的建立、協商及妥協精神的推展、社會團體之發展、特定議題上使用少數否決權/絕對多數等方式著手推動之。

在鍾寶慧的另一份研究中也指出,「審議民主」是指公民就一項政策或議題,經過深思熟慮,與不同意見者進行理性對話,在相互進行推理、辯論、論證後,得出共同可以接受的意見。她引用林火旺教授的看法,認為「審議民主」可以解決民主公民在缺乏品格與素養下,憲政民主可能產生的多數暴力、不明智的多數決定結果、公民私利主義、理性的無知等問題。鍾寶慧認為,審議民主的實踐有其條件,包括民眾對於問題的瞭解度、議題相關資訊掌握及獲取、個人情感認知因素、參與者的權力是否平等、審議結果必須具備拘束力等,都可能影響審議民主的成果。也就是說,如果民眾對於問題無法有深刻全面的瞭解,也不知從何取得或者無法取得完整資訊,以及無法與意見不同者進行理性對話(著眼於長遠、整體而非過度私利、私人情感之考量),而僅限於個人意見表達,卻不願瞭解、試圖說服對方、適度調整自己主張的話,審議民主是無法運作的。以我國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多數民眾的公共事務參與相當有限,且習於政治人物的指導;加以,審議民主的運作通常費時較久,需要投入相當多的精力瞭解情況,才能進行實質的對話,使得多數民眾怯步;再者,目前民眾對於民主的認知多屬意見表達、力求使己見成為政策(多數決定、強者決定),較缺乏對話、溝通、相互說服的部分,因此,要在我國推行審議民主恐非易事。然而,基於我國目前的公共政策領域充斥過多非專業、非理性的討論,而激情與民粹若持續發展,長期而言,恐衝擊我國民主的成果;因此,逐步建立審議民主的程序,培養審議民主的精神仍有其必要性。
(劉秋苓老師,99.3.22)  

 

第六章

Q:社會主義法系十分近似歐陸法系,其究與歐陸法系,有何明顯不同呢?

A:一般而言,法系分為英美及歐陸二大法系;當然社會主義國家(例如前蘇聯、前東歐共產國家)的法系是會稍異於歐陸法系國家(以德國為代表),但因系出同門(別忘了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都是源起產生於歐洲大陸),所以就較相近。 (賴維堯老師答,97.3.19)

第七章

Q:利益團體和壓力團體是指同樣的意思嗎

A:基本涵義是相同的,從追求各該團體的利益而言,名曰利益團體;從其向政府相關職責機關施壓關說而言,得稱為壓力團體。 (賴維堯老師答,97.4.5)  

Q:第111頁,混合選舉(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特徵:
1.有一定比例的席位,利用單一選區的相對多數制選舉產生。
2.剩下的席位利用政黨名單產生之,但設有門檻。
3.選民可投兩票:一票投給一名選區中的候選人,另一票投給政黨。
想與老師、同學們討論這個議題:
2008年1月12日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符合第3項特徵,但不知符合第1與2項否?

A:同學們,我國今年元月的立法委員選舉,賴老師記得總席次為113席(國會席次減半的改革,但好壞見仁見智),其中區域立委73席,原住民立委6席,全國不分區及僑民立委(即政黨席次)34席。前者區域立委的選舉,的確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後者全國不分區立委及僑民立委因為只有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黨得票數各超過5%的門檻規定,故由國民二黨分配之。這樣看起來,應當符合第1與2項。(賴維堯老師答,97.4.12)  

Q:2008年1月12日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的確是單一選區兩票但在區域立委部份,有符合"每人一票,每票等值"的條件嗎?

A:所指的區域立委選舉有符合<每人一票每票等值>條件的疑義,大概是指金門縣及連江縣各一席的立委,其當選門檻票數簡直不能拿來跟台灣本島的縣市區域立委當選門檻票數作比較,金馬地區立委的相對當選票數太低了。
這個問題的更根本或更基礎問題是:金門及連江二縣要不要當作獨立選區?若需要,則各給一席立委,因為人口較少,其當選票數當然低;否則,只單就每票等值與否的檢驗標準,苗栗縣與彰化縣立委的當選門檻票數,也是會多少高低不一樣的。
(賴維堯老師答,97.4.14)

Q課請問老師, 美國總統的否決權與我國双首長制的覆議權,是否相同?不是指3/1與2/1之差別 ,而是覺得美國總統的否決權,比我國的強而有力,是不是 ?


A:總統的否決權與我國双首長制的覆議權兩者概要說明:

在台灣,總統否決權的行使,則是以另一種面貌呈現。根據我國憲法第57條第二、三款,立法院對行政院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立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同樣的,行政院對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此項覆議權的行使,必須經過總統的核可,事實上,等於是總統假手行政院長間接行使否決權。我國覆議權的行使,事實上是總統在間接的行使否決權。

美國總統否決權的根源、意涵與影響

「否決權」的觀念,很早即存在於西方,而且是用於對法案的拒絕,目的是用來保護一般公民的利益。

美國制憲會議中,開國元勳們不斷的討論有關否決權的問題,最後一個核心的觀念浮現出,亦即,否決權的設計,其目的是行政權為了自我保護以防止立法權的侵犯。此外,否決權也是用來防止不當的立法,以及意欲使立法事務權集中在行政部門的手中。即否決權的設計,早期是為了要保護行政權,避免立法權的侵犯,同時,否決權的行使,和美國開國元勳們對於行政權的看法轉變有關。革命成功初期,大家對於過大的行政權,抱持著畏懼與排斥的態度,後來鑑於各州由於行政權過弱而造成政治僵局的缺點,乃主張賦予行政權擁有「否決權」。因此,對於美國政府的基本理念,是建構於「不要太強,但又要夠強」(not too strong, but strong enough)的想法上。

至於總統的否決權,是「有限制的否決權」(qualified veto),亦即國會兩院都以2/3多數通過法案,總統就必須接受,也就是說國會的多數可以反否決總統的「否決權」。這裡的2/3多數,主要是指法定出席人數的2/3,不過,國會的實際作法是,要求出席而且投票(present and voting)人數的2/3,才能反否決總統的否決權。

「否決權」不僅是消極的否定、拒絕而已,總統在否決法案時必須說明反對理由,透過否決權的行使,總統事實上是要求國會重新考慮或修正法案,亦即,總統積極參與了影響立法的過程。從「否決權」使用的增加,可知近代的總統已逐漸把「否決權」視為影響立法過程的一個正面積極的手段。

其次,「否決權」被視為是立法權,主要是指總統在立法過程中的角色,「不是在扮演行政部門的角色,而是在扮演國會第三院的角色」,因而,威爾遜稱「否決權」為總統「最可怕的特權」。「否決權」是總統制衡國會的一個重要武器,也是總統代表人民控制國會的一個重要工具。從某個意義而言,總統代表的是全國的利益,國會代表的則是選區的、地方的、偏狹的利益。「否決權」的存在,有助於全國的利益和地區性的利益間,能取得一個平衡。

在實行總統制的美國,總統固然可以透過「否決權」來制衡國會,但國會也可以2/3的多數來反否決總統。如果總統被反否決,總統只有接受國會的決議,既不能解散國會,重新改選,也不能訴諸公民投票。

我國覆議制度實施之經驗

根據憲法57條,中華民國總統有覆議核可權。不過,憲法57條主要規範的是行政和立法關係,因此,憲法57條其實要解決的也是行政-立法僵持的問題。

覆議制度原是總統制設計下的產物,它類似於美國總統的「否決權」,其目的是為了解決行政-立法僵持的問題,因此,總統只要能掌握國會1/3的席次,即可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讓總統的意志能夠貫徹。

我國憲法原來是較傾向於內閣制的雙首長制,憲法中原來沒有倒閣、解散國會的設計,故而引進覆議權設計,以化解可能發生之行政-立法僵持局面。根據覆議制度的原始設計,只要出席立委的2/3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即應接受該決議或辭職。事實上,覆議制度的設計,在我國有點帶有內閣制不信任投票的意味。因為,覆議門檻設定為1/3,如果內閣連1/3立委席次都無法掌握,證明內閣已失去國會絕對多數的信任,這樣的內閣顯然以辭職為佳。在憲法的設計中,覆議制度需經總統核可,其意涵是指,在行政-立法僵持中,總統事實上是握有是否發動「覆議權」,來「否決」國會決議的決定權。

民國86年修憲時,鑑於行政-立法關係惡化,立院無不信任投票,只有以杯葛預算、質詢和程序問題,來對抗行政機關;而行政機關又無法解散國會,只得忍氣吞聲。針對這些缺失,加上總統直選後,強化總統職權的呼聲日高,於是有人主張,只要維持在行政立法關係上採總統制覆議方式,並引進總統之解散國會與國會對內閣之不信任投票權,則不但能充分表現民意,亦可發揮政府效能,所以只要修改憲法57條,就可解決問題。

86年修憲,將覆議門檻降為1/2,其實是政治上的一種妥協。總統得到了解散國會權,和任命行政院長不需經立院同意權,而立院則爭得了不信任投票權,而且只要全體立委1/2以上贊成,行政院長就必須辭職。如前所述,覆議制有點類似不信任投票,但修憲後增加了國會不信任投票制後,覆議制的倒閣意義就消失了。既然倒閣都只需要1/2門檻,覆議門檻也就改成1/2,而且覆議失敗,行政院長也無須辭職。就此觀之,86年修憲後,覆議制度的意義及重要性,都產生了極大的改變。覆議制度原來不但是總統對國會的「否決權」,而且也是國會對內閣的倒閣權;現在,覆議制度不再具有不信任投票的意味,只是單純地由總統或行政部門請求立法部門就通過的決議或法案重新考慮而已。過去,因為1/3的門檻,總統的覆議權還帶有「否決」的意味。如今門檻改為1/2,覆議制度連「否決」的意味都稱不上了。

覆議制度的變更,其實有很重要的憲政意涵在內:(一)更接近雙首長制的精神:覆議制原是總統制的產物,它使總統有極大的否決權,總統只要掌握1/3的國會議員,總統的意志就可通行無阻。但是當覆議的門檻改為1/2後,總統在立法過程中的優勢減弱,總統的「立法統治權」也受到削減。此時,行政院長不能再依靠總統的「否決權」,來通過和推行其政策,而必須依賴國會多數的支持。這樣的設計,有助於加強憲法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精神,同時,也有助於強化雙首長制的精神:「內閣總理是對議會依賴的,-----其去留均視議會信任與否為斷,而需議會的多數支持。」 (二)對解決行政-立法僵持的影響:覆議制度如同美國總統的「否決權」,其原意是用來解決行政-立法的僵持,但是,覆議本就是一個不得不為之的最後手段,不宜經常行使。覆議權可能使總統有恃無恐,以為只要有1/3的國會議員支持,即可高枕無憂,而忘了與國會溝通的重要性。因此,即使用覆議權暫時化解了行政-立法的僵持,並不表示行政-立法關係得到改善。反而,覆議制度失去了「否決」的意義後,讓總統和國會處於一種較平等的關係,讓總統和行政部門更加要重視和國會的溝通,而且是在法案或政策制訂前即要開始溝通。換言之,政府是「分享權力的政府」(government of shared powers),總統既然在立法過程中分享了國會的立法權,國會也可要求適度的分享行政的政策制訂權。(三)覆議權原有總統代表全民控制國會的意義在內,換言之,總統是全民選出的,他代表全民的利益,因而,應該賦予他在立法過程中擁有可以「否決」國會法案的特權。不過,當覆議權的「否決」性質取消後,意味著總統代表全民的意義也開始減弱,在代表民眾利益上,國會的整體代表性,事實上是不亞於總統的。

總之,覆議制度的變革,徹底的改變了原來具有的「否決」國會決議的精神,同時,也意味著我國「行政為主」的政治運作的制度,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隨著雙首長制的體制特徵愈趨明顯,國會的重要性將與日遽增。

從行政和立法的關係的演變來看,解嚴前,當然是行政獨大的局面;解嚴後,行政獨大的情勢逐漸受到挑戰,立法權日趨伸張。覆議制度的變更,基本上是反映了這種行政-立法兩權日趨平衡的趨勢。支持行政權的人可以辯稱,過去行政獨大時,政府好做事,因而創造了台灣的政經奇蹟。是故,這一派的人必然認為當前的「政府無效能」或「政府不能運作」,都是源自於行政權的式微,和立法權的膨脹,導致行政-立法的僵局所致。
(劉秋苓老師,99.4.14)

Q課本P149頁何謂後工業社會呢?

A:請結合課本p.149。
1960年之後,一般認為工業社會已進入一個變化期,跟一百多年前歐洲社會由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一樣鉅大。《後工業社會的到來》(1973)(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書是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著作。貝爾在書中認為,現代工業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後工業階段。其特徵如下:
1.由產品生產轉變為服務生產
2.職業:專業/技術人員主導
3.理論知識居中心地位
4.未來:技術評估及智能技術的重要性
5.管理革命:管理由人與自然轉變為人與人
6.新的匱乏:信息、時間、資源的供應不夠
7.信息經濟的挑戰:信息=公共物品

(劉秋苓老師,99.4.27)

Q關於此次英國大選,學生有2點疑問:
1.首先,英國一向為內閣制兩黨政治的典型代表,卻首次出現未有任一政黨過半情形,除了受經濟風暴影響外,是否也可解讀為聯合內閣為潮流趨勢?
2.此次投票許多民眾下班後排隊多時卻超過投票時間,學生對於歐美先進國家,發生這種情形感到傻眼,難道多數國家不像台灣安排星期六為投票日嗎?

A:第一個問題
學者楊鈞池分析聯合內閣的成立、延續或瓦解,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一段動態的(dynamic)過程:誰(who)來進行聯合內閣的組成?其動機為何(motivation)?組成聯合內閣有何獲益(payoff)與風險(stake)?如何組成獲勝的(winning)聯合內閣?聯合內閣的組成過程與遊戲規則(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rule of game)?聯合內閣組成後的延續(cabinet duration)?以及聯合內閣談判過程時有無特殊限制(particular constraints)?
換言之,聯合內閣是否會出現及其形式,基本上是反映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政治過程論。若進一步分析與比較歐洲國家實施聯合政府的實際運作經驗,將發現,聯合政府在實際運作上會因為選舉制度、政黨政治運作與國會政治生態等不同因素,進而表現在選舉合作、議會合作與政府合作等三種層次的聯合過程。
英國聯合政府的經驗即大聯合政府與少數政府
英國下議院的選舉制度是採取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plurality with single-member-district system),因為不同的階級出身、經濟條件等因素而形成的兩大政黨競爭體系,早已行之多年,所以,只要有單一政黨可以掌握下議院過半數席次,該黨將可單獨推舉首相人選,並且隨之組成內閣。
理論上,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下,比較容易出現兩黨輪替的單一政黨內閣,因此,英國出現聯合內閣通常是國家面臨重大政治或經濟危機時,各政黨為表示團結一致,合組「大聯合政府」以渡過緊急危機。例如從1940年到1945年邱吉爾首相組成大聯合內閣,或是1916年到1918年喬治首相組成大聯合內閣,都是基於當時英國面對世界大戰的對外因應手段之一,並且透過各政黨的一致合作,形成對外的共同力量。
大聯合制府是指在國會中擁有百分之75以上席位的過大規模聯合內閣。通常是一國遇上特殊情境時,例如戰爭或政治危機、經濟大蕭條,執政黨儘管已掌握國會過半數席次,仍邀請其他政黨加入內閣,共組廣泛分享權力的大聯合內閣。
除了英國的個案外,其他國家出現大聯合政府的背景,主要有:
(一)社會分歧結構的嚴重對立:在多元分歧且呈現嚴重對立的社會中,政治菁英為了避免社會中潛在的衝突,傾向採取「大聯合內閣」的權力分享方式,將所有重要的社會單元體收編至執政的決策體制,弱勢者的暴力抗爭手段因此失去著力點,而有助於政局穩定。李帕特提出的「共識形民主」(consensus model)權力分享的大聯合概念,就是為了化解因社會分歧結構而出現的嚴重對立。
(二)戰爭的威脅或爭取獨立之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保守黨儘管在下議院擁有明顯的過半數席位,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卻決定組織戰時大聯合內閣,由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組成大聯合聯合內閣,隨時讓其他政黨得知最新的戰爭情報與決策,藉此形成共識,共同對抗外敵。
(三)民主政體遭到威脅或陷入內戰危機:1945年奧地利出現「紅─黑大聯合政府」,是為了擺脫法西斯主義的威脅,避免再度爆發內戰的權宜之計。
英國出現聯合內閣其實還隱含另一種可能的政治變化,亦即,政黨之間將利用聯合內閣的組成過程中,進一步進行合併與重組,以因應新的政治環境與新的政治議題。例如1895年到1905年的保守黨與自由聯合黨合組聯合政府,就是為了準備兩黨在1912年的合併;1918年到1922年英國出現聯合政府也是為要進行政黨重組,只是沒有成功。
英國在1974年與1977年分別出現罕見的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史壯(Kaare Strom)在1990年出版的「少數政府與多數統治」(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一書中,進一步分析英國與其他歐陸國家出現「少數政權」的原因,史壯並且從比較義大利與挪威等國曾經出現少數政府的經驗,進而針對少數政府提出完整的說明。
史壯(Strom)認為,少數政府經常出現在議會民主國家,而且是政治人物在特定結構限制下的理性選擇,尤其是政黨為了獲得政策影響力,或是政黨在評估長、短期利益的衡量後理性決定不參與聯合政府,而讓其他政黨組成少數政府。雖然少數政府並沒有掌握國會的過半數席次,但是少數政府卻可以透過議題合作的方式,在國會中尋求法案或政策的通過。因此史壯認為,少數政府其實可以作為「不完美的兩黨制」(imperfect two-party)的另一種選擇與策略運用。
少數政府組成的條件,通常有三個:(一)預期國會即將進行改選,以少數政府來作為看守內閣。一旦國會改選後出現明顯的多數政黨,少數政府隨即垮台。(二)執政黨掌握國會最多席次且接近過半數,隨時有其他國會議員可以支持執政黨的政策與法案。(三)執政黨與某在野黨有默契,在國會進行合作。例如1977年英國工黨與自由黨達成協議,由工黨領袖康拉漢組成少數政府,並與自由黨達成議會合作方式,請自由黨支持工黨在議會提出的政策與法案。
不過,少數政府將面臨其他黨派的國會多數反制與杯葛,無法穩定政局,而且少數政府難以推動政務,很容易垮台,無法維持很久,一旦國會內形成一個穩定的相對多數的反對聯盟,少數政府將被迫執行反對聯盟所提的政策,否則即有倒閣危機。
除大聯合政府與少數政府外,英國還出現一種「競選式」的政黨聯盟,例如1983年到1987年,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進行選舉式的政黨聯盟,亦即,同一個選區不會出現兩個政黨的候選人,而且經過協調後,兩個政黨也推出相同的競選理念與策略,只是在實際的選舉效果上,並不如預期的好。
聯合政府在政治實務上將可以區分為選舉聯合、議會聯合與政府聯合三種模式。整體而言,觀察聯合政府的理論與實際運作經驗顯示,聯合政府通常反映在選舉制度的影響、政黨政治的合作與談判、相關憲政與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特定時空與特定議題的影響。

第二個問題
英國大選訂於5月6日星期四,一般慣例是在在星期四舉行,但也並非一定要在星期四舉行,不過投票日是不能定在周末和國定假日的。有關它的來源有一種說法是過去人們在星期五拿到一周的工資,在星期四舉行投票可以避免人們在投票日當天爛醉如泥。
(劉秋苓老師,99.6.6)

十四

Q中共[以黨領政]的運作?

A:中共「以黨領政」的運作?請參閱CH14第3節(pp.343~345)以黨領政。(劉秋苓老師,99.5.28)

十五

Q近代墨西哥的興起?

A:近代墨西哥的興起?請參閱CH15第2節(pp.366~369)獨立與革命兩部分瞭解。(劉秋苓老師,9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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